阅读此书时，最初感觉此书是《货币的非国家化》太伟大了哈耶克 的精神续作，两者都在清晰的传达一个观点：中央集权的经济组织无法应对新技术井喷带来的复杂性。不过由于作者背景的影响，《主权个人》的技术导向更为强烈，从思想体系和论述方式来看，《主权个人》也包含明显的新自由主义框架与思想元素，甚至它比传统的新自由主义更为激进，将社会结构推向了一个更夸张、技术驱动、甚至“后国家化”的方向。谈到这一点时比起对于未来趋势的洞察，我私心更有兴趣想知道作者对这一切的个人观点与感受，奈何作者非常专业，他毫不避讳的阐述了普通人在新格局下的个人定位问题和生存现实的残酷，富人和高能力者赢家通吃的情况。但是没有暴露任何主观感受。
此书对未来的预测是：
国家的显式权力将被技术削弱直至消失，个人或小集体成为主权单位，社会依靠自愿契约而维持。
哈耶克激进的主张应该废除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并阐述了私人企业发行货币并且之间相互竞争带来的好处，但是这更像是一个有些空洞的主观愿景而不是预测。而《主权个人》这本书断言了加密货币的诞生，认为这是打破国家货币垄断带来的通货膨胀的重要技术之一，并且这个过程是被动进行的，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民族国家会消亡、主权会商业化、原本由政府提供的服务都会分散，整个社会形成一个高度私有化且高度竞争的整体结构。在这样一个严酷的世界里，个人只有增强自己的能力，才能够茁壮成长。
大航海时代，一个人类社会版图扩张到了全球但是通信手段还是靠毛驴送信，且通信加密技术全靠火漆和手写签名的年代，由于权力覆盖能力与地理/技术环境不匹配，导致短暂且部分的出现了作者所描述的这种新社会形态：教会和封建领主的暴力权力垄断被火药技术瓦解，权力真空被商业公司、私人武装、城邦联盟所填补；曾经通过严格控制接受教育的资格而维持的森严阶级体系，也随着造纸术带来的知识传播成本大大降低而出现缺口。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商业化和分散化的苗头，但是没有细化到个人，并且暴力特征仍然明显，像东印度公司、私掠舰队这样抱团取暖的武装力量仍然占有极大优势。发币权的私有化也初步出现了雏形：大到东印度公司的公司代币，君主授权的私人铸币，小到商会、种植园主发行的种植园代币。但是整个阶段没有持续太久，后续随着技术成熟，统治集团治理能力迅速跟进，整个自由混乱时代也随之终结。
这种集权被技术瓦解的社会形态在人类历史上曾短暂出现过数次。作者预言，随着技术发展突破某个阈值，这种形态将发生不可逆的永久改变，最终演化为一个由效率主导、极度不平等但具备高度流动性的治理体系。我也从现实案例中看到了这种变革的可能性：如下图所示，英国脱欧9年后（2016–2025）当年参与公投选民的民调已出现显著变化。当年以微弱优势取胜、并推动脱欧进程的民意，随着观念转向与代际人口更替而发生了逆转；如今“重回欧盟”的支持率已明显领先“脱欧”，但政策路径早已锁定，悔之晚矣。
事实也证明，当年驱使选民做出脱欧决定的重要因素——移民问题，也并没有随着脱欧而解决。统计数据显示，脱欧的主要支持者集中在低技能、低收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以及传统的工业地带。这些选民试图通过投票夺回主权，限制移民，并希望回归那个由国家保护、边界清晰的工业时代。这正是书中描述的试图用旧时代的政治手段来解决新时代的经济挑战。得到的结果也恰恰相反：当年抱怨欧盟内部移民政策抢占了当地居民的工作机会，如今却为了缓解结构性矛盾而引入更多的非欧盟移民。
最重要的还是对英国经济本身造成了长期、结构性、慢性的伤害，不仅是与欧盟的贸易问题导致商业和金融实力受损，普通民众的生活也因为实际工资购买力下降而受到影响。英国目前的税收占GDP比例已达到194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约37%）。对于高净值人群而言，英国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法律环境、市场准入等与其收取的税收之间已经失去了平衡。这最终导致了下图中的结果：英国在总人口不到七千万的情况下，高净值人群流出数量在2025年创下了纪录，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英国的案例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一些精英阶层在当下世界的困境，他们既不想被集权政府缚住手脚，也不想被民意裹挟的左派自由主义政府带到沟里，而是需要一种服务型政府，既保证人员和财富自由流动，也能提供高效的公共和行政服务，同时有着合理的税收政策。在这种新的大政治格局下，效率将重新压倒权力。那些税率更低、管制更少、更能吸引和留住认知精英的司法管辖区，将在全球竞争中胜出。随着技术发展带来的个人能力边界的扩展，这种需求将从精英阶层进一步向下扩散，受众范围会越来越广，这也是作者在第五章第六章所阐述的核心观点。
主权个人的崛起与新的秩序构建之后的世界具体是怎样的，我不敢妄下论断。不过很多事情已经显出端倪，信息经济极大地放大了顶尖人才的优势。在全球化的市场上，一个顶级的软件工程师、金融交易员或娱乐明星，可以服务于数以亿计的客户，其创造的边际价值是普通从业者的成千上万倍。这种现象在体育和娱乐行业早已显现，而在信息时代，它将扩展到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作者认为，我们将超越传统的二八定律，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将更加倾斜，可能出现1%的人拥有90%财富的局面。这种趋势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日益明显，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飞速增长，而中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则长期停滞甚至下降。与此同时，地理位置对收入的决定性影响将大大减弱。在工业时代，出生在发达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经济优势。但在信息时代，一个身在印度的优秀程序员，可以通过互联网与硅谷的程序员竞争。这将导致国家间的收入差距趋于缩小，而国家内的收入差距则急剧扩大。
作者的某些预测可能显得极端或冷酷，其对不平等的坦然接受尤其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无法否认的是，书中所揭示的一些趋势正在我们眼前一一上演。如今已是2026年，21世纪已经整整过去了四分之一，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呢？正如书中所引用的汤姆·斯托帕德的名言：
“这是活着最好的时代，几乎所有你自认了解的东西都是错的。”